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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书育人化民成俗:郁达夫职业生涯之一

时间:2019-10-19 22:38  作者:admin  来源:未知   查看:  
内容摘要:讲台上的郁达夫上统计课、上英文德文、讲欧洲革命,很多时候与文学无关。不过,课堂教学不是郁达夫的擅长。这或许与他多少有些自卑、怯懦的个人秉性不无关联。但他博学、风雅、耿直、机敏,而且本质里又刻苦、严谨,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观。 郁达夫是

  讲台上的郁达夫上统计课、上英文德文、讲欧洲革命,很多时候与文学无关。不过,课堂教学不是郁达夫的擅长。这或许与他多少有些自卑、怯懦的个人秉性不无关联。但他博学、风雅、耿直、机敏,而且本质里又刻苦、严谨,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观。

  郁达夫是一位诗人,小说、散文、游记作家,但达公本人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,当他在家码字的时候,他称自己为“失业者”,尽管在创作和出版上,他多产,畅销,而且善于包装和营销。他一生职业生涯有四:教书、编刊(报)、为官、做实业,而教书育人,是他长期关注和投身的一个领域。

  郁达夫,固然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艺家,但其实也是一个忠诚的教育工作者。因为他在文艺方面的名声太盛了,倒把他在教育方面的服务成绩掩(淹)没了。……郁达夫是从最初以至最后都并未放弃学校这一教育场地的,我们从他一生的经历中,可知虽然在文艺方面用的力比较大,而对于学校教育的机会却也是异常重视的。(吴一心《郁达夫》)

  郁达夫有不少作品发表在《中学生》《教育杂志》这样的报刊上,多次为各地大、中、小学生演讲,也义务担任诸如《国文读本》之类中小学读物的编委或特约撰述者,还在《星洲日报·星期刊》上创办了专栏“教育周刊”。而他留下的文字里,对中小学教育、大学教育、战时教育和地方教育都有发表意见。所以吴一心之称郁达夫为“忠诚的教育工作者”,斯言不虚也。

  郁达夫先后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(1921,1922)、北京大学(1923—1925)、武昌师范大学(1925)、广州广东—中山大学(1926)、上海法科大学(1927)、安徽省立大学(1929)、杭州之江文理学院(1933)等高校任教,前后长达12个年头;所开课程门类不一,有据能考者有《欧洲革命史》(安庆法政专门学校)、《统计学》《戏剧(英语)》《公共英语》(北京大学)、《艺术概论》(北京美术专门学校)、《文学概论》《小说论》《戏剧论》(武昌师范大学)、《德文》(上海法政专科学校)、《比较文学》(之江文理学院)等,可以说交融文理,会通中外;在校中有时也身兼数职,比如在广州中大,曾出任英文系主任、出版部主任等。

  我们发现,教书不仅是郁达夫的谋生手段,也是其广交朋友、累积素材、展拓文字空间的重要途径。同时,作为跨界文学与大学两个圈子的现代作家,其所揭示的现代文人与现代教育的关系,由此或也可见一斑。

  当官费留学生涯行将结束之时,生计问题就摆在了郁达夫面前。1921年8月中旬,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委泰东图书局赵南公找一位英文教习,月薪200元,郭沫若推荐郁达夫前往。9月13日,郁达夫自日本抵沪,当天就与郭沫若同访赵南公。赵南公是一位豪爽又精明的生意人,对编辑部里几个年轻人,钱不给,酒管够,而且纵容他们的各种出版计划。短短两三年内,创造社各类丛书和杂志相继被策划、编辑和出版,并且赢得了广泛的追捧。

  考虑到泰东书局只包膳宿不发薪资,而安庆学校却提供不菲的薪水,郁达夫欣然赴职,10月1日,他就到了安庆,在那里一直待到学期结束。第二年秋,取得东京帝大学位证书以后,复返安庆继续教职。

  郁达夫在安庆法政学校执教两个学期,讲授《欧洲革命史》。“四点钟讲义之外,又不得不加以八点钟的预备”,看得出来,压力山大。从他后来《芜城日记》《茫茫夜》《茑萝行》《一封信》等文字的记载,我们相信,教书作为“有识无产阶级的最苦的职业”(《茑萝行》),并不是郁达夫最喜欢和擅长的工作。

  现在我名义上总算已经得了一个职业,若要拼命干去,这几点钟学校的讲义也尽够我日夜的工作了。但我一拿到讲义稿,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,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,正如酒醉的人,打转饱嗝来的样子。我的职业,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收我心意的魔力,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。讲到职业的问题,我倒觉得不如从前失业时候的自在了。(郁达夫《一封信》)

  当然,郁达夫的文字有夸张和矫饰的成分,究竟是否果真如其陈述,或许要打个问号,因为尽管感受着不自在、不趣味,诗人仍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,将一半的职业生命都贡献在高校里。小说《茫茫夜》专门设置有一个情节,让学校教务长跑上质夫房里来,祝贺初上讲台的于质夫“铜墙铁壁地站住了”:“你成功了。你今天大成功。你所教的几班,都来要求加钟点了。”这位初到A地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的“于质夫”显然是以达夫本人为原型的。不能保证这样的内容完全写实,同样,也不能保证完全虚构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份工作既能维持个人身份的体面,也能维持家庭生活的体面,这或许是这个阶段的郁达夫迫切需要的。郁达夫在部分高校任职薪资如下:

  安徽省立大学,文科教授(或兼系主任,参杨亮功《百花亭两年》),月薪340;

  除去上海法科和杭州之江两份兼职,在每月个位数银元就能维持基本生活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郁达夫在各个高校的任职薪水都很高,尤其安庆的两所学校。“安庆地方甚小,物质条件又差,不易吸引人才。惟有提高待遇,使其生活安适,才能聘到优良教授。”(杨亮功《百花亭两年》)这似乎是安庆教育当局的共识和常规操作,以郁达夫任教的安庆法政和省立安大,提供给教授的月薪都在水准线以上。

  另外,从现有郁达夫日记看,这个时期郁达夫对薪水的分配和使用,很大可能是月发薪水悉被寄回家用,而自己的小金库或由稿费和版税支持。据《劳生日记》,在广州中山大学,郁达夫曾领到两个月补发的欠薪100余元,他转身就寄富阳100元,而此前不久,刚寄回一个月(部分)薪水160元,几乎是和盘托清,还担心被媳妇指责“只有这么点钱”。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出的信息是很丰富的,时人称郁达夫浪漫腐化,背叛家庭;或郁达夫自称穷愁潦倒,生计无着,或许都要先打个问号。

  北大教职由东京帝大校友陈启修推荐,因其将往苏联作“俄情考察”,托帝大经济科毕业的郁达夫代授其统计学课。1923年10月1日,北京大学向郁达夫发出北大讲师聘书(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1313号)。10月9日郁达夫抵北京,10月18日,开始为经济、政治、史学三系学生上统计学课(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1312-1315号)。

  显然,作为讲师,郁达夫在北大薪资有限。所以这一年间,郁达夫同时任教于德胜门内石虎胡同平民大学,被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聘为“艺术概论”教员,讲述东西方艺术,此外,他还可能在朝阳大学任教,在燕京大学演讲。可谓相当活跃和努力,既在证明自己的实力,也聊补了北大薪水之不足。

  至定居上海和杭州,作家通过写作和编集,版税收入大大增加,收入基本可控,故各校教学都只兼职,也渐渐脱离了大学教书这个“最苦的职业”。

  郁达夫“热情,旷达,博学多才,不修边幅,喜欢热闹,爱交朋友”(谢冰莹《追念郁达夫先生》),其率真和热情,使他能与各色人等友善,他对朋友侠肝义肠,他也让自己形色通透,毫不掩饰个人的喜怒哀乐,加之在文坛“辈份”崇高,这样的郁达夫自能博得善良朋友的信任,尤其被年青人尊为师长,被簇拥和爱戴,“凡是和郁达夫先生有过交往或曾经会见过他的人,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抱有好感的”(孙席珍《怀念郁达夫》)。

  各地教书期间,同事和同学,是他友人榜上的主力。现有史料留下了太多郁达夫与同学郊游、与师友喝酒的文字,一起看电影、观展览、逛市场、逛旧书摊的记录。比如1929年在安庆,只短短一周,10月1日,“偕同学数人上东门城上走了一圈”;10月5日,“晚约旧友吃饭”,10月6日,因“闻有通缉之令”(洪传经《郁达夫先生授书安大,闻有通缉之令,匆促出奔,诗以送之》)而“仓皇出走”,这次“安庆之难”以“事前告知,得脱”,出手相助者正是十年前北京旧友邓仲纯(《青岛杂事诗》第五首注,《避暑地日记》1934年8月3日)。这是一种让人珍视的友情。

  尽管讲台上的郁达夫上统计课、上英文德文、讲欧洲革命,很多时候与文学无关,但作为“师者”的郁达夫,面对更多慕名而来的各地文艺青年,向他们传授最多的无疑是创作心得与鉴赏经验。

  达夫最喜欢做东,而且是强迫式的;我们只得依他的落座处,围着坐了,听他讲诗。(黎锦明《纪念一位抒情文学家》)

  北平的青年人到达夫兄处来谈天的也真多。但同他往来最多的,还要算我、炜谟、冯至、柯仲平、赵其文、丁女士诸人。到末后才有姚蓬子、潘溧(漠)华、沈从文、刘开渠诸兄。他对我们一律都称之为“同学”。我们有时一大群的,谈晚了就横在达夫兄的床上过夜。(陈翔鹤《郁达夫回忆琐记》)

  看得出来,郁达夫与年轻人的交往是一见如故、亲呢无间的,陈翔鹤、黎锦明们描述的场景应该是发生在郁达夫身边的常态。这样的场景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时有呈现,比如这段文字,简直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:

  学生对质夫的感情,也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。吃过晚饭之后,在学校近旁的菱湖公园里,与一群他所爱的青年学生,看看夕阳返照在残荷枝上的暮景,谈谈异国的流风遗韵,确是平生的一大快事。质夫觉得这一般知识欲很旺的青年,都成了他的亲爱的兄弟了。(《茫茫夜》)

  最知名的一次会友,是1924年11月13日专程看望来京求学、生活无着的文学青年沈从文,予以物质资助,还介绍给《晨报副刊》编辑。是晚,并完成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,刊发于《晨报附刊》,引起很大反响。

  有一天我到了达夫先生的住处,未等我坐下,他就告诉我:一位从湖南来的青年给他写了一封信,是来北京投亲靠友的,可亲友都不认他,处境十分困难,住在一个小旅馆里,并说:“走!陪我一同去看他,我请你们一起去吃饭。”我们赶到他住的小旅馆时,他却不在。(刘开渠《忆郁达夫先生》)

  可见郁达夫提携后生的全心全意。不能不说,沈从文文学天赋的展开,与郁达夫的倾情助益和积极鼓励不无关联。

  如果把以郁达夫为师的“同学”的名字列在这里,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,张友鸾、冯至、陈翔鹤、陈炜谟、刘开渠、沈从文、柯仲平、赵其文、丁月秋、孙席珍、潘漠华、刘大杰、胡云翼、温梓川、张白山、张曼华、黄药眠……这个不完全统计中,有未来的小说家、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、画家、雕刻家、书法家、编辑、记者、出版人、电影艺术家,也有大量的建设者和革命者,都是才华横溢,激情四射,至得益于郁达夫的言传身教,奋力提携,他们中不少人其时已崭露头角,日后更成就非凡。而且我想说的是,即便是一所学校,能有这样一班队伍整齐、成就出众的校友,也足令其骄傲了。

  郁达夫是特别重视个人体验、强调生活积累的“私小说”作家,那种“生活和艺术紧抱在一块”的写作状态,使得他的文字特别能呈现个人生活的精彩瞬间和真实历史。丰富而不重复的生活经历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和素材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,我们发现,不断的迁徙、流离和奔波,似乎是郁达夫一生的宿命。他好像很难在一个城市住满5年以上,除了富阳故乡和上海;而大学教书,也很难在一所学校持续哪怕是一年。北大有三个学期,但也从经济、法律辗转到了英文系(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1924年10月6日第1536号)。直如作家所自称的“屐痕处处”。或许,正是这样闯荡、放浪和不安于一隅的“艺术的生活”,给了作家“自叙传”的全部底气和力量。

  所以教书育人,尤其不断变换学校、学科和学生的教学生涯,作为作家体验的一种职业生活,作为遍历人事沧桑、捕捉创作灵感、拓展写作空间的一种独特的“手势”,将为郁达夫开启一个特殊的题材领域。

  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是郁达夫的首个教学“基地”,孕育了郁达夫多部不朽的作品,包括《芜城日记》《茫茫夜》《秋柳》《茑萝行》等。这里两个学期的教学和生活,可分别以《茫茫夜》和《茑萝行》为代表。两部小说都以军阀干政、时局动荡的A省省城为背景,前者表现一个初到学校即侧身校园风潮的单身教师的恍惑与迷乱,最终只能以满足病态欲望来抵御茫茫的长夜;后者则因带了妻子“同往A地”,不久又加以“悲哀的继承者”,主人公在“社会的受难”之外,更感受生活的压力,以至从一个“懦弱的受难者”,而成为家庭里的“凶恶的暴君”。作家真实而艺术地还原了同一校园里,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。这种以个人生活为蓝本的虚构,为“自叙传”写作提供了经典的范本。

  北大的边缘状态则唤起了诗人强烈的情感反应。如果说《沉沦》时代的郁达夫是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写小说强说愁;那么处在北大那般门户艰险、等级森严的境地,却是如今识尽愁滋味,“欲休还说”——字里行间的情绪藏掖不住。这个时期各种文字,《薄奠》《十一月初三》《零余者》《海上通讯》《一封信》《北国的微音》《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〈文学〉而作》《给沫若》《小春天气》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《我承认是失败了》和《对话》等,文体不同,内容各异,而其中欲止又言、欲休还说的孤独、伤感和被排挤、被遗弃——那种“零余者”的凄怆和忿懑,否定和自我否定,却是随处可见的:

  美丽的北京城,繁华的帝皇居,我对你绝无半点的依恋!你是王公贵人的行乐之乡,伟大杰士的成名之地!……——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,我想只要苍天不死,今天在这里很微弱地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,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!杀!杀!死!死!毁灭!毁灭!我受你的压榨,欺辱,蹂躏,已经够了,够了!够了!(《给沫若》)

  这一阶段的作品,注定是郁达夫创作里最特殊的部分。在我看来,郁达夫笔下“零余者”这一人物标签,是在北京被验明正身的,被从那些虚构的、模糊的、基于概念的艺术形象身上剥离下来,而成为作家真实的、清晰的、触手可及的体验和存在。从这些文字,我们自能联想诗人在这座最高学府感受的不平和屈辱;也只有将这些创作捉在一起阅读,郁达夫那段被“银弟”带偏了的北京生活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还原。

  当然,综合来看,教书生涯赐予郁达夫的灵感是丰沛而多元的。比如在声称“一个字也不写,一篇文章也不做”的武昌,尽管创作不丰,但大量由讲义结集的学术著作,《小说论》《戏剧论》《文学概说》相继出版,而他对诗,对小品文,对日记文学、传记文学,也都有自己的见地,想必是教书这一职业赋予郁达夫的文学产品,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抒情文学家、一位感伤诗人思考深入、学理缜密的一面,学养丰厚、知识宽博的一面;而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中大,诗人的革命欲望被深刻启迪,其后的文字亦随之发生深刻转型。他开始对“革命社会”作冷静的批判,对“革命文学”作热情的推介,大力倡导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”以外,并以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《出奔》等力作身体力行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教书匠激进、真纯并不无稚气的、“迂腐”的一面。

  文人投身教育,是民国教育史上一大胜景。郁达夫和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沈从文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夏丏尊、叶圣陶等作家、诗人一样,都是曾经在现代教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知识分子。而以文人身份体验教育,或以文人视角反思教育,则显然有种旁观者清的迹象。

  当然,现代作家里长于演讲的是胡适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闻一多,不是郁达夫。对郁达夫来讲,课堂教书,当众演说,无形的压力始终存在:

  今天承蒙贵校要我演说,我觉得非常高兴,其实,我是不会说话的;为了不会说话,近来连教书也不愿意了。……所以我今天来说话,感到非常的压迫。(《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》)

  郁达夫实话实说,课堂教学不是他的擅长。这或许与他多少有些自卑、怯懦的个人秉性不无关联。但作为一位饱读诗书、精于创作的文人,郁达夫博学、风雅、耿直、机敏,而且本质里又刻苦、严谨,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观。这使得他的课堂视野开阔、见地独到,对处于“罗马的黑暗时代”里的学生别有一番魅力和吸引力。1933年10月,已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在之江开课,除“文学系本系必修同学,别系选修的和旁听的同学也有二十多人,足足挤满了一个教室”(温梓川《郁达夫别传》),郁达夫讲课“惊动了不少学生”(张白山《我所知道的郁达夫》)。而更可贵的是,每次上课前,郁达夫总是认真备课,还到处搜寻参考书,“有一次,竟为了涉及到文艺批评,他的藏书偏偏又缺少这一方面的材料,还特地跑去上海两次,广搜穷索,仅仅找到一本Saint Beure的法文本……”(温梓川《郁达夫别传》)

  需要正视的是,郁达夫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合乎礼教、循蹈规矩的“好先生”。时代风气的开放包容,让他有机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他自己。1935年,他曾被已为教育部长的北大同事王世杰点名“生活浪漫,不足为人师”。郁达夫对此耿耿于怀,在新加坡还“放了胆”,托外长郭复初“为我解释解释”(郁达夫 《郭外长经星小叙记》)。李初梨称郁达夫是“摹拟的颓唐派,本质的清教徒”,这一能不为郁达夫“人设”所蒙蔽的判断,得到了包括郭沫若在内大多数挚友同人的认同。所以尽管从教经年,骨子里的郁达夫仍是一位文人,一位惟美主义的、理想主义的、自由主义的诗人,与俗世庸物格格不入。他早年热忱投身教育界,或基于视校园为净地的美丽幻想;至闯进这个泥淖,才发现问题与遗憾。安庆的动荡,北大的门派,武昌的“小人”,广州的“龌蹉”……都是让他反抗、让他逃离的理由。

  因为长期浸淫其中,大学教育是郁达夫体会最深的一个现代教育领域。1933年《大学教育》一文即明确表示,“学以致用”而外,“人格的历练”也是大学教育一个重要的目标,能证明教育的胜利的,是培植出“能够抱定主义,甘心饿死,不屑同流合污、取媚于人的迂腐之辈”的人才的大学;而在湘湖师范所作《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》之演讲,认为“‘创造’不是跟了人家依样画葫芦,‘创造’是以自己的精神来发明一种新的事物”,以此鼓励湘师学生“求创造”。显然,郁达夫强调培养有独立人格的、有创造力的人,是大学教育的基本职能。而郁达夫一次次“自伤伤人”的任性抗争,一次次碰壁和被驱离,亦不能不是这样的执念与现世“一言不和”的产物。

  对于中小学教育,郁达夫通过《在中国》《中学生向哪里走》《小学教育与社会》等,体现自己的社会关切;对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战时教育,郁达夫作有《战时教育》《抗战中的教育》等文,提出诸如“战时教育方案”“战时工作机制”“战时教育之方法”等系统方案和措施,实现“抗战救国”之理想;而对地方教育,漂流各地的郁达夫每有《告浙江教育当局》《福建的文化》《南洋文化的前途》《关于华校课程的改订》《介绍敬庐学校》等文字,指点各地教育与文化——或许,这才是一位真实的忠诚教育者的郁达夫,一位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的郁达夫。

  郁达夫带着他的真情和敏感投入教学,投入生活,投入写作,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真实可感的文字,或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温度和立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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